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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30日

自殺的迷思




早兩天在報紙上讀到有關中國自殺問題的研究,頗有感想,所以特別在此用自殺這個社會問題作開端, 試談中國和日本在文化上的異同﹣

中國和日本的自殺率都屬全球最高之列,據統計每10萬人就有 20人或以上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在中國, 自殺者以女性為多數而且多發生在農村而非城市裡。研究者說,自殺往往帶有濃厚的道德意涵 - 很多自殺者選擇一死以示清白,有些甚至以死亡作為報復的手段去控訴精神或肉體的施害者。因為內地的農村普遍仍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女性多數要倚靠男性生活, 所以就算受到生理或心理的虐待,女性要離家出走往往不是一個選擇。撇除經濟上的困難不說,傳統倫理上, 就算是於理甚當,女性若捨棄家庭就會被枷上一個拋夫棄子的罪名。她們的生存空間與意義狹窄,自我意識形態薄弱,如果在這既定空間內被摧殘很容易會產生走投無路的無助感,亦解釋了為甚麼中國農村女性自殺的比例較高。再說,在仍然奉儒教思想為道德規範的中國社會內,女性被推崇的角色多數是以奉獻者的身份出現。在歷史上被歌頌的中國女性並不多,但被頌讚的都是那些忍辱負重,犧牲自己以成全丈夫或兒子幸福的“賢妻良母”。如孟母三遷都是一些大家熟知的典故。這些教誨都成為對女性無形的制壓,抑郁著女性對自身幸福的追求和表達自己的勇氣。

日本的情況卻與中國恰如其反,自殺者以男性居多。2003年的數據顯示,男性對女性的自殺比例為40:15, 其中尤而50至64歲的中年男性自殺比率最高。自殺,在日本的傳統文化裡,帶有特殊的意味。由古代的武士以近乎宗教儀式的腹切自殺捍衛尊嚴免被敵人凌辱,到二次大戰的神風部隊明知難一敗卻誓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自殺式襲擊, 自殺的意義是以生命去換取比生命更大更重而又無法用片面文字去定義的尊嚴。來到近數十年,女性在日本社會的地位雖然大為提高,但傳統上「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責任分野並沒有太大改變。一個家庭內,男方的責任就是要為家人提供日常經濟上的所需。若果男方未能扛起這擔子就會被社會認為是「敗犬」,沒有男性尊嚴可言,亦說明了為甚麼在日本經濟的「失落廿年」裡,男性的自殺率比起女性高出許多。除了社會期望與自身能力落差外,亦有人在走投無路之下以自殺去獲取給家人的保險賠償金。在日本文學裡, 自殺的情節亦是屢見不鮮。早期的文學中較出名的有情侶因為關係不被承認而雙雙自殺的情節,到近代文學,故事內角色的自殺動機更多更廣,亦是作家常用的題材。 文學外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日本作家也為數不少, 最轟動的是屬右翼份子的三島由紀夫在70年以腹切的方式自殺以鼓吹恢復日皇的正統地位。

在有關自殺的討論上,日本和中國最大的分別是日本將之看為一個
肯承擔的表現,在某程度上是光榮的,中國人就多數認為拋下家庭去尋死是懦弱不負責任的行為, 但共通的是,這兩個社會都不易生存,不易輕鬆簡單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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